1929年配资正规炒股配资门户，彭湃、杨殷等四位中共骨干壮烈牺牲，震惊全国。
是谁将情报出卖给了敌人？是谁在背后冷眼旁观革命者被押赴刑场？
1929年8月24日，上海新闸路六一三弄的弄堂口，一辆黄包车缓缓停下，拉车夫抖了抖满是汗水的后背，回头看了眼乘客：“经远里到了。”
乘客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径自走入了幽深的弄堂。
弄堂的尽头，经远里十二号的楼门紧闭，一块斑驳的铜牌标示着“白医生之家”，但楼里今天却不是为了看病开门。
屋内，几人围坐在方桌边，表面上是打牌闲聊，实则却在交流情报。
彭湃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纸牌，一边不动声色地听着杨殷，汇报江苏地区工运情况，邢士贞插了句调侃，众人轻笑。
颜昌颐侧着身子，在草稿纸上匆匆记录了些内容，而张际春正起身泡茶。
会议并不长，但信息密集，每个人都深知上海此时已陷入“白色恐怖”的黑网之中，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招来致命危机。
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早在他们走进这栋房子之前，便已被监控。
下午四时整，一阵刺耳的急刹声打破弄堂的宁静。
紧接着，是杂乱的脚步声，皮靴踩在青石板上，发出沉重的“哒哒哒”声响。
租界工部局的巡捕车和一辆上海警察署的便衣车几乎同时抵达，车上跳下的，是身着便衣的密探与荷枪实弹的巡捕。
“围起来，一个也别放跑！”一声命令之后，特务们从四面包围，几名士兵冲上二楼，未几，木门被撞开。
杨殷第一个起身，尚未走到门边，便被一把压制；彭湃试图将桌上的纸张扫进怀中，但动作太快却也太晚，被两人死死按住。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擅闯民宅！”邢士贞奋力挣扎，一拳挥出，却被反手掐住喉咙；张际春想要冲向窗边，已被一把短枪顶在背后。
仅仅一分钟，这场会议便宣告崩溃。
抓捕过程几乎是“点穴式”的精准打击，五人全无还手余地，被分别按住后铐上了手铐。
特务对房间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，连医药箱都被一件件拆开检查。
而此刻的上海龙华监狱，已提前为这五人腾出囚房。
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后，第一反应并非愤怒，而是疑惑——如此严密的会晤计划，为何会遭到突袭？为何敌人能在精准的时刻与地点展开抓捕？
“这件事不对劲。”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眉头紧蹙，“我们内部，出问题了。”
五人中，除了张际春侥幸获释，其余四人很快被秘密押解至龙华警备司令部，拒绝投降，拒绝供词，最终在8月30日被秘密枪决，消息经地下渠道传来，令整个党内震惊而沉痛。
而所有的线索，似乎都回到一个名字——白鑫。
“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经远里会议的？为什么一到就能锁定每个人的身份？
如果没有极为核心的内部人员出卖，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周恩来在地下联络点冷静分析。
白鑫是个极有“背景”的人，湖南常德出身，早年在动荡中求学，之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。
1927年，南昌起义爆发，白鑫也曾扛枪上街，喊着口号与敌军周旋。
他所在的小分队后来南下突围失败，他带着残部突围，辗转几千里路，终于在广东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会合。
从此，他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秘书，手中掌握的情报越来越多，也离“核心”越来越近。
这一年，他不过二十多岁，正值血气方刚。
白鑫不是那种愚忠型的革命者，他聪明、自负，总觉得自己既懂政治又精于人情世故，是真正能在这片红色浪潮中“成大事”的人。
他也确实做出了成绩——安排会议、协调情报、组织联络，他总能把每件事办得天衣无缝，甚至在许多老党员面前也显得得心应手。
1927年的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，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血腥屠杀，许多昔日的战友不是被捕，就是被杀。
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每个月都要换联络点，每一封密信都需要反复加密，一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。
白鑫开始害怕。
他在彭湃的身边日渐沉默，每次会议后总是第一个离开。
他不再热衷于布道理想，而是偷偷回忆起黄埔军校的那段“国民党时光”——那时候的自己，有军饷，有前途，有未来。
而现在，每天提心吊胆、活在暗处，哪怕再有信仰，也终究抵不过生活的压力。
这时候，他的哥哥在南京的被服厂做厂长，帮他牵线搭桥，引荐他与国民党在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范争波接头。
白鑫看着范争波递过来的那张名片，沉默许久。
他明知此刻的“投诚”将意味着彻底背叛自己过去的一切——信仰、同志、誓言，可范争波的一句话却如钉子般砸进他的心里：“你是黄埔出身的人，何必跟着一群失败者苟活？”
那一夜之后，白鑫再没向组织交代这次会面的内容。
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继续做着秘书的工作，继续为彭湃等人安排会议，却多了一项私密任务——将会议信息传递给国民党的情报网络。
1929年8月24日清晨，彭湃亲自找到白鑫：“今天下午三点，我们在你家开会，内容重要，通知其余几位同志。”
为了不让人起疑，他与妻子在屋里打扫布置，一如以往地烧水泡茶，甚至还亲自铺好了纸牌。
可就在会议前的两个小时，他借口胃痛悄然离开，随后便将会议信息传递给范争波——一场精心设局的“杀局”，就此开启。
那一日，他并未返回会议现场，而是在另一处安全屋里静待消息。
当得知“任务完成”，四人被捕，唯一漏网的是临时缺席的周恩来，他握紧酒杯的手猛然一颤，酒水洒了一地。
自那天起，白鑫便如惊弓之鸟，不敢公开露面，不敢去老地方喝茶，也不再与旧友通信。
他以为只要国民党愿意庇护他，只要尽快逃出上海，也许能就此脱身。
只是他忘了，中央特科的“锄奸名单”上，他的名字，已被红笔重重地圈了上去。
在上海法租界威海卫路，沿街一栋三层砖楼上，“五洲药房”招牌虽不醒目，却每日人来人往，楼上，是达生医院，一家看似普通的私人诊所。
诊所布置简朴，白墙、木椅、旧式诊台，却被打理得一尘不染，这里的主理医生姓柯，名麟，人称“柯医生”。
在外人眼中，柯麟不过是个医术高明、性情温和的知识分子，门诊病人多为租界职员、中产阶层，诊疗有条不紊。
然而无人知晓，而柯麟，正是特科内部代号“10号”的核心联络员。
1929年9月的一天午后，一位自称“赵先生”的中年男子走进诊所，神情焦躁，说自己心口阵痛难忍。
柯麟为其把脉后轻声安慰：“别急，我去里间拿药。”
他转身进入手术室，熟练地从柜子抽屉中取出一张白纸，对着灯火轻烤，纸面渐渐浮现几行字迹：
“启动10号，清理党内叛徒白鑫。”
他目光瞬间凝住，纸上字迹用特殊药水写成，隐于无形，乃是特科内部最高级别的命令传递方式。
那一刻，柯麟手指微颤，白鑫事件已非普通叛变，而是摧毁了整个中共中央军委在沪的安全体系，造成彭湃、杨殷等骨干牺牲的巨大损失。
如果不能立刻将其剔除，上海地下组织将岌岌可危。
当天夜里，柯麟通过特科设在公共租界华昌路的一处面馆联络点，秘密约见了行动科负责人陈赓。
灯光昏黄的面馆后厅，陈赓双眼泛红，声音低哑：“彭湃死得太冤，这回，哪怕调动全部力量，也要让白鑫血债血偿。’”
柯麟点头：“白鑫伤得太深，我必须出手。”
陈赓沉默片刻，试探道：“这次任务异常，想请你亲自盯紧他的动向。”
柯麟没有迟疑：“他身子虚，这段时间多半还得找我续方诊治，我会盯他一举一动。”
随后数日，达生医院表面如常，柯麟每日看诊，依旧扮演着那位值得信任的“柯医生”。
可在他袖口缝制的小夹层中，暗藏着一支特制钢笔，笔帽里夹着极细的密报纸条，每日记录白鑫可能的动向，转交给特科情报员。
几天后，机会来了。
傍晚时分，柯麟正整理药柜，门口传来熟悉脚步声。
他心中一震，不动声色地打开门，只见白鑫面色苍白、手扶腹部，一脸病态：“柯医生，我……心悸难忍，能否现在就诊？”
“快进来。”柯麟让他坐下，接过脉搏，一边安抚。
趁白鑫去盥洗室洗手时，柯麟悄然取出一个裹药粉的小瓶，拔去底部纸塞，将“白鑫现身达生医院”密报塞入，再由院内护士送至隔壁杂货铺，由早已埋伏的特科联络员转送至陈赓处。
没想到，特科小队赶到时，白鑫早已离去。
“他又跑了。”陈赓咬牙，但随即冷静：“能来一次，就能来第二次。”
果不其然，数日后，白鑫亲自来电，让柯麟赴范争波私宅为其诊治。
白鑫行踪首次暴露出“范公馆”这一核心藏身地。
1929年11月11日，一辆挂着“6730”号牌的黄包车，也在43号范争波公馆的侧门，车内灯火昏黄，照出一张神情得意的脸——白鑫。
他西装笔挺，发油整洁，面带疲色，却掩不住心底的狂喜。
这几天，范争波终于帮他办妥了赴南洋的证件，他马上就能彻底离开这座城市。
巷口另一侧的暗处，陈赓正端坐在一辆没有车牌的福特轿车里，透过窗缝目不转睛地盯着范公馆门前。
他已在此守候四天四夜，今夜无论如何都要收网。
早些时候，杨登瀛刚从范公馆内出来，他以中统的身份亲自“验明正身”，以便确定白鑫确实还藏在屋内。
白鑫此人极为狡猾，先前已数次更换藏匿地点，稍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，特科再小心都不为过。
晚十一点十五分，范争波与白鑫肩并肩走出屋门，两人有说有笑，白鑫左手搭在范的肩上，右手不离枪柄，眼神四顾。
“动手！”陈赓一声低喝。
巷子另一头，两名身着工人装的青年忽地从木门后闪出，枪口齐齐对准范争波。
三声枪响接连爆发，范争波顿时被击中肩膀、腹部和大腿，扑倒在地。
白鑫如炸雷惊醒，几乎在瞬间做出反应，身体猛然一侧，矮身躲过一枪，顺势拔出腰枪还击。
“啪啪！”他朝对面连开两枪，打断巷口一盏路灯，火花飞溅间，巷中一度陷入黑暗。
陈赓猛冲出来大喊：“围住后口！”
白鑫趁乱向霞飞路方向狂奔。
他跑得快，身法灵活，身上穿的是加厚内衬的西装，平时为了“安全”，特地改造过，连口袋都留了两个备用弹夹。
奔至霞飞路71号门前，他正要翻过护栏，一道黑影从后扑来将其撞翻在地，紧随其后的两名特科队员冲上前去，手中驳壳枪连开三响，打穿他的后背。
白鑫重重摔倒在地，身下石板路顿时染出一大片黑红。
枪声过后，巷道里重新归于寂静，只剩下砖缝间缓慢流淌的血迹。
“叛徒，已伏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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